骆驼祥子,原名祥子,是老舍笔下的一个经典人物。他出身贫寒,但性格坚韧,一心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。祥子最初是个拉车夫,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他省吃俭用,拼命工作,终于攒够了钱,买下了第一辆车。然而,命运弄人,他的车被军阀抢走,梦想破灭。祥子不甘心,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奋斗,但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。最终,祥子在社会的压迫和命运的捉弄下,从一个充满希望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。老舍通过祥子的故事,深刻揭示了旧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与无奈。
1983年,在川西坝子的一个汽车团农场里,主要生产豌豆和胡豆粉条。这些原料都是从四川阿坝州远道而来,由军车负责运输。制作粉条过程中产生的粉渣和粉水被用来喂猪。农场里有一个专门的养猪班,由十多名战士负责照看一百多头肥猪。
每天磨粉剩下的渣子和水,自家养的猪根本吃不完。于是,粉坊门口长期放着一台秤,把多余的粉渣和粉水卖给周围的村民,让他们拿去喂猪。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,这叫“物尽其用”,一点都没糟蹋。
这是我入伍的第二年,主要负责管理农场的仓库和油库。从入库的豌豆、胡豆,到出库的粉条、豆粉,再到粉坊班员工的劳保用品,比如雨鞋、围腰,甚至是更换坏掉的灯泡,或者民工打火机里的一点汽油,大家都得找我签字领取。有时候,还有人私下找我,想从公家那儿占点小便宜。
粉坊班在人员配置上明显比养猪班和种菜班要强得多。这个团队不仅有十几名军人,还额外雇佣了十多名普通工人。之所以需要这么多人,主要是因为制作粉条的工序相当繁琐,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搞定的。
豆子从仓库取出后,首先经过机器粉碎成渣,接着进行过滤分离出粉面,随后制作成粉条。刚生产出的湿粉条需要用硫磺进行熏制处理,之后挂在特制的竹竿上。这些竹竿被安置在由水泥柱和铁丝搭建的晒场中进行晾晒。待粉条完全干燥后,统一收集并用竹席进行打包。
这个流程对劳动力需求很大。
这些比较费力的活儿,比如用背篼装一两百斤豆子过秤,然后倒进大水池里泡,基本上都交给民工去干。
刚入伍的新兵,即便是农村来的,也未必经历过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。他们原本的目标是进入汽车团学习驾驶技术。然而,他们需要先在农场进行一年的杂务锻炼,之后才能进入司训营接受正式的驾驶培训。完成训练后,他们会被分配到运输连队,承担高原进藏运输任务。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在那些依靠体力劳动谋生的粉坊工人中,竟然有两位年轻女性。更让人惊讶的是,这两位姑娘不仅长相出众,身份也不一般。其中一位是当地乡党委书记的女儿,我们暂且叫她"秀";另一位则是邻乡党委书记的千金,我们叫她"静"。她们的出现,打破了人们对粉坊工人的固有印象。
在那个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时期,如果没有这层特殊的人际关系,她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进入部队农场工作。当时的社会环境下,想要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机会极其困难,正是依靠这种特殊渠道,她们才得以在部队农场谋得职位。这种机会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,但她们凭借这层关系,最终实现了在部队农场就业的目标。
秀和静当时都二十出头。秀个子不高,身材纤细,脸色红润,五官标致,脾气直爽,一看就是典型的四川姑娘。静则完全相反,个子高挑,体态丰腴,皮肤白皙,总是面带笑容,说话慢声细语,人如其名,性格温和安静。
在那个满是男性的环境里,每天都有两位身材姣好的女性在眼前走动,这样的场景任谁看了都会忍不住浮想联翩,更何况那些正值血气方刚年纪的士兵们。
如果非要我做个选择,我肯定会选秀。平时我也常听部队里的战友们聊起,他们也都更倾向于秀。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,这其实是不现实的。像那样的“高枝”,谁又能真正够得着?
在一次集体活动中,我们都在忙着从水缸里捞碎粉条,场面有些混乱。我的一个老乡战友后来偷偷告诉我,他在这种混乱中不小心碰到了静的手,还顺势轻轻捏了一下。出乎意料的是,静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,只是脸微微泛红,看了他一眼。这位战友还特别激动地向我多次描述他当时的感受,显得非常兴奋。
像秀和静这样优秀的女性,通常不会对普通士兵感兴趣。即便在农场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,她们找对象的标准也不会降低,至少会选择一个有军衔的军官,或者是有稳定收入的志愿兵。
农场的管理结构与正规的营连单位不同,干部配置非常精简。除了资深的场长王副团长(后续章节会详细介绍),还有一位从一营一连调来的指导员刘玉朝。尽管他的正式任命来自团政治处,但他长期在农场主持全面工作,因此大家都习惯叫他“刘干事”。
刘干事在1969年入伍,他的妻子来自山东菏泽的乡村。当刘干事在农场从正连级晋升到副营级后,他的妻子就具备了随军的资格。那时,他们的儿子已经快八岁了。因此,能够满足秀和静条件的候选人,仅年龄这一项就淘汰了很多人。一年后,当我被调往教导营学习驾驶并离开农场时,关于秀和静恋爱的消息依然没有传来。
我从一位曾在农场服役后转为志愿兵的同乡战友那里得知,随着军队和武警部队停止经营农场,这些农场逐渐关闭。秀和静依靠家族关系,先后从农场调到了当地的粮食部门工作。秀最终嫁给了一位军官,但这位军官并非来自农场,而是从当地入伍并在新疆某部队晋升的军官郎君。
关于静的最终情况,我至今一无所知。但我有个老乡,他曾在农场工作,后来退伍了。他没有回河南,而是在部队驻地找了个对象定居下来。那时,部队还允许进行一些经营活动。他刚退伍时,通过熟人介绍,去了军区司令部的劳动服务公司开军车。他告诉我,有一次他开车路过农场,顺便带上静,一起去了成都玩了好几天。
秀和静是两位美丽女性,她们的身份既不属于现役女兵,也不是军官家属,而是那个特殊时期的“军工人员”。她们如同初绽的花蕾,在那个独特的年代和环境中,成为川西部队农场士兵们心中的美好象征。无论是春去秋来,还是寒来暑往,她们的存在始终点缀着那些年轻士兵们的生活,成为他们心中不变的风景。
